编者按：

　　中国宏观经济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许多让人始料未及的情况。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GDP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同比增长25.9%。与此相伴的，则是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出口顺差在上半年就突破了千亿美元，资金的过度供给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使得6月份的CPI同比上涨了4.4%，上半年平均则达到了3.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个百分点。

　　从上半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在逐渐提速，而“又好又快”的“好”字却在许多方面难以体现。如何更好地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深化宏观调控？为此，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作者：邬静娜

内外失衡局面难改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中国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林毅夫：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保持了2003年以来较平稳的发展态势。但我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仍存在内外失衡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那么内外失衡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林毅夫：首先是投资过热而消费不足。2003年以来，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40%。而消费比例在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4%，2006年的比例则只有50.0%。这使得1997年开始出现的产能过剩情形难以消除。

　　其次是这些年来每个阶段的投资都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潮涌”。2003年、2004年“潮涌”现象出现在汽车、建材、房地产等领域，此后转移到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潮涌”容易造成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同时产生银行呆坏账甚至有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的风险。

　　第三，从1994年开始，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项目就出现了双盈余，到如今一直如此，这种状况显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而且这几年的盈余增速加快，仅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就达到了近1125.3美元，大大超过去年同期614.5亿美元的规模。资本账户去年的盈余就达到了600亿元。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给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压力，由此又很容易吸引热钱进入，推高国内的资产价格。

　　内外失衡的现象体现在国内则是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如今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世界平均是1.8∶1，而中国2006年的数据是3.3∶1。这一数据从1978年的2.6∶1曾一度下降到1984年的1.8∶1，但之后就持续扩大了。

　　改革之初我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在0.3左右。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都是平均的，差距存在于城乡之间，现在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以上。

　　还有就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在逐渐增大。去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5.5%，但我们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钢铁和54%的水泥。世界银行报告认为，据保守估计，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这种情形尚未根本好转。

改革不到位问题突出

　　《中国经营报》：你上面阐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大家讨论的热点。那么你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上面的六大问题，每个都可以说是独立的问题，但这些经济问题之间又是勾连的，有些问题又是其他问题的根源。

　　举个例子，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投资过快、消费不足的几个现象来分析。中国大部分的资金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穷人没能力所以不消费，而富人的消费冲动并不强，他们就会用余钱进行投资，由此投资就会扩大。投资过快而消费不足，那么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如果投资又相对集中在某些行业的话，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就会特别突出。产能过剩就会刺激出口增速，使得外贸盈余扩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找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按照表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治理，这些问题还是会长期存在。

　　总的说来，以上问题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有一些是发展的问题，有一些则是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和法制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哪些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林毅夫：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税费不合理以及行政垄断这些领域的改革不到位，其中又以金融结构不合理最关键。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使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的经济活动，有些是市场安排的，有些却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

　　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然以银行为主，其中又以四大国有股份制银行为主，它们所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到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75%。我们知道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是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但目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中小企业几乎得不到任何贷款。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06年以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下降到了39.5%，世界上同样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3%，我国少了13.5%个百分点。

　　这种金融结构产生的结果就是就业相对不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不仅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而且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是劳动力工资收入，就业不足就会使得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造成收入不均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这样高度集中的金融结构会抑制贷款利率的上调。即使经过几次加息，如今贷款利率仍然在7%左右，而世界上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银行贷款利息至少应该是10%。这种金融制度的安排会导致两个结果：首先是能够从银行借到钱的大企业都比较富有，它们的投资冲动更加强烈；其次也抑制了存款利率的上调。一般来说，其他国家存贷利差只有1%，而我国的存贷利差超过3个百分点。这等于用从比较穷的储蓄者身上拿来的钱补贴银行、大企业。这使得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均现象更加恶化。

　　此外，收入分配不均也与资源税费、行政垄断改革不到位有关。如今资源价格上涨了，而此前为了补贴国有企业矿山而采取低资源税的政策却仍然存在。加之已经把资源开采权向民资、外资开放，它们并没有老工人和冗员等社会负担，因此才会出现暴富的山西煤老板等社会现象。同时，能源、煤电、金融等行业仍然维持国有垄断，除了向国家上缴一部分所得税外，剩下的利润都是在企业内部自行分配，这使得垄断企业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远高于其他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员工，形成了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并且，这些还容易产生权力寻租。

《中国经营报》：那么哪些又是中国特殊发展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呢？

　　林毅夫：有些问题，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不足，潮涌现象和双盈余并存，则属于发展中的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不足，首先是因为我国刚刚跨过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即使国内很多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但是产业升级的空间仍非常大，投资机会非常多，而且国内资金富裕。其次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有了非常好的制造业基础，外国投资者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不断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而最近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总量已经发展到美国的70%，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到中国生产、销售。

　　这些投资很容易集中在某些领域，这也是我国发展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发达国家，对未来产业如何升级，各家企业很难形成共识，因此他们会按自己的判断进行投资，这种投资非常分散。发达国家偶尔也会出现像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那样的状况，大家都看好这个领域，都进行投资，结果造成了互联网产业先高速发展，最后破灭。但是，这种在发达国家偶尔出现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却会经常出现。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是在世界产业链内进行的，可以说是沿着发达国家的轨迹而行的，企业对未来的产业走向很容易形成共识，而银行对投资项目也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但如果过多的企业同时进入，就会形成产能过剩，竞争会很激烈，结果就会产生通货紧缩的现象，而一些企业的倒闭又会形成银行呆坏账。

　　经常账户的盈余一方面和我国的投资过快有关，但也有世界性的原因。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从1991年以后其经常项目的赤字比重就持续上升，外贸逆差从不到1%上升到去年的7%，它的逆差自然就转化为了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顺差。而资本账户的盈余也与我国所处的特殊阶段有关，我们刚刚从“既缺资本又缺外汇”的双缺口经济中走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到今年仍保持了绝大部分。

　　《中国经营报》：那么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地方干部的激励了？

　　林毅夫：实际上资源、环境问题也与我们的发展阶段相关。这个时期我们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发展，就需要用地、用能源，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污染物。

　　但另一方面也与政策相关，一方面是能源、资源的价格比较低，这等于是对产生污染的企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法律环境的相对缺失，尽管对环境保护、污染物排放等标准都有规定，在投资伊始就对环境保护的设备有所要求，但是处罚力度不足，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

　　从制度的层面上，资源、环境问题确实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关，但背后却是地方干部的考核仍然以地方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为依据，当然他们就会对环境、绿色GDP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宏观调控的路径

　　《中国经营报》：你上述提到了六个问题，其实按照你自己的描述，也都是一些老问题了。而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但是为什么一直没能有解决呢？

　　林毅夫：在去年7月，我们也在讨论同样这些问题。一年以来，我们也在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政府又应该选择怎样的对策？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经济、法律这类的行政手段属于短期措施，它们的目标，是不使这些问题再往坏的方向发展。比如对于股市，如今仍然采取有保有压的办法。这就好像往一锅沸水中掺入一勺冷水，其结果只能是它暂时性不沸腾。这只能抑制一时，等短期影响一过，问题照样还是会出来。

　　当前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好的阶段。我认为，宏观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经营报》：与扬汤止沸相对的应该是釜底抽薪，那么哪些措施可以釜底抽薪呢？

　　林毅夫：首先应该按照今年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包括地方性中小银行、农村银行、小额信贷、中小企业担保等，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创业机会。银监会此前提出对中小企业要进行授信管理，但在这一点上大银行总不如小金融机构有效率。实际上，这有助于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由此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经济。

　　其次是调整资源税。资源开采领域准入既然已经放开，资源价格也已经放开，那么资源费税理应也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变一个暴利行业为正常盈利行业。在美国，陆上石油开采的权益金是12%，海上石油开采则是15%，而且当石油价格到一定程度后，还要缴暴利税。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开采中的50%收益是交给国家的。

　　对于垄断行业，应该放开的就放开；如果确实不能放开，则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双缺口经济，因此也该相机修改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外资优惠政策的依据，改为依据技术、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针对企业很容易形成产业升级共识的状况，应该充分利用总量调控的优势：一方面随时公布某些行业的投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该对行业准入有所指导，当然并不是说由政府决定谁可以投资谁不可以投资，但是可以规定准入技术和自有资金的条件，对贷款的条件也要做限定。

　　此外就是双盈余的状况会长时间存在，人民币升值也会有压力。但是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用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泰国、我国台湾省等历史上都有汇率百分之三四十的升值，但都未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双盈余的问题自然也没能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听任国外的声音来制定国内的经济政策，我认为，保持目前这种小幅度的、主动的、可控的升值方式是最合理的。

　　而资源税费提高、提高环保要求、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这些事情，都需要地方政府来执行，因此必须改革其考核和升迁制度，使得地方干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时能积极去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林毅夫简介：

　　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书，师从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接着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1987年回国工作，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从美国归来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在北京大学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来，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等世界权威性的英文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是美国经济学会等世界著名经济学术协会的会员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社会和经济发展部等团体的顾问或委员，从1986年起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并被美国杜克大学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兼任国际农业经济学会刊《农业经济》副主编，《太平洋经济评论》等海外英文学术刊物的编委以及《经济研究》等中文杂志的编委。

　　1992年林毅夫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3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称号，同年他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和香港中文大学“大卫·莱姆经济学家”荣誉称号，美国中国经济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会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