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从而使绝大多数低收入者远离房地产市场；它制造了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昂贵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对此，管理者绝不可忽视之。

　　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今年二季度的GDP增长11.9%，即经济增长率不仅超过年初中央政府规划的8%近四个百分点，而且达到十几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最快速度；二是6月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4%，创下了30多个月以来的最高记录；三是第二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为28.5%，也创出了几年来增长最快的记录。对于这几个数据，CPI数据最为重要。

　　不过，中国的CPI无论是体系或内涵都与国际惯例差异很大。用发达市场体系下的CPI来对照中国的CPI，当然可以找出中国通货膨胀率不高的理由。但是，无论是中国CPI的生成条件(或面对经济体制)还是CPI体系本身，都是不同的。也正因为中国的CPI与国际上通行的CPI体系不同，中国通货膨胀显现出自己完全不同的特征，即本文所称的中国式通货膨胀。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所谓的核心CPI，可以说，尽管中国CPI统计指标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下的CPI统计指标体系大类上分类有点相同，但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品及消费模式的差异，不仅在分类上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类的权重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中国的CPI指标中食品权重为34%，而能源没有具体标示哪一个类上，以及在交通通讯中权重多少也不清楚。而从美国CPI体系看，食品和饮料权重为15.4%，个人能源消费权重为3.2%，两项合之为18.6%，而中国食品与能源消费合起来估计权重达到36%以上。如果中国也要如美国那样来公布一个核心CPI，不仅核心CPI内涵不同，而且其权重也有很大的差异。用两个表面上相同但实际内涵不同的CPI指标来制造一个核心CPI指数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还有在居住类上，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的权重为42%以上，中国则只有13%。由于中国住房类在整个CPI指数中的比重过低，这不仅没有反映出中国居民实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使得国内房价快速飙升而不能够在CPI中反映(房价快速飙升，无论是把住房算作投资品还是消费品，肯定会反映到居住类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中来)。也正因为中国CPI统计体系的缺陷，从而使中国CPI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内居民消费与服务价格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但实际上中国的通货膨胀早就不低了。

还有，当整个流动性过剩、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时，商品的价格上涨也是自然的。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流动性过剩是国内市场的痼病，国内央行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少市场过多的流动性。同时，正因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得国内两大资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如国内的股市及楼市。当国内股市及楼市的价格快速飙升，自然也会推动其他行业的价格上涨，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行业价格的上涨，比如说原材料、能源、公共服务等行业价格快速上涨。上述价格快速上涨也带动了食品等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涨。

　　最近全国肉类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方便面提价、牛肉面提价等，无不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结果。可是，面对食品类及相关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希望用行政方式来平抑其价格上涨，这可能不是太合适。因为，国内各个市场许多产品的价格都在快速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及股市价格在快速上涨，凭什么就不能让与农业有关的产品价格上涨呢？农产品( 21.90,0.00,0.00%)价格上涨正好是农民增收的好途径，不要仅看到城市居民负担一面(这一面政府能够做的可补偿方式有许多)，而不看到农民增收一面。如果对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去平抑，那么今年下半年农产品一定会借势让其价格上涨。由于食品的权重过高，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自然会大。

　　由此可见，中国式通货膨胀在于中国CPI体系的缺陷，在于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从而先表现在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上，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然后表现在食品及肉蛋价格上涨。而这种中国式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某种“劫贫济富”式通胀。它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从而使绝大多数低收入者远离房地产市场；它制造了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昂贵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正是从这意义上来说，中国式通货膨胀对国内中低收入居民压力较大。对此，管理者绝不可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