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东奔西波，算算行程，绕了地球一圈多。静心想来，却是一事无成，虽终日忙碌，但也是徒增马齿而已。内心被一种淡淡的惆怅所笼罩，似愁非愁，似怨非怨，追思前贤，静想人生，倍感寂寞。

临近年关，稍得浮生几日闲，因所欠书债甚多，逼得我与文房四宝为伴了几天。由于久未动笔，运笔与转笔时指僵腕硬，一些精妙处不能从心所欲，笔意不畅，气韵难贯，临读了几遍怀素的《自叙帖》和黄庭坚的《竹枝词帖》（宁波天一阁藏本），才觉得有所恢复。

京城一友嘱书的句子选择，我颇费思量。这位朋友的人品文章我是很推崇的，他想用一腔热血，去洗万里乾坤，误入了仕途。自以为有了一些学问，便可以大有作为了，天真的有趣。他不顾官场的潜规则，时而犯上，时而得罪同僚，特别是对企业改制中的一些做法进行抨击或讥讽。随着赏识他的官员的退休，终于被谗言所累，官越做越小，他也厌倦了“与人奋斗”的官场生活，愤而辞职了。对有这种经历的朋友，写什么句子为好呢？想了又想，心上蓦然涌起了苏东坡“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的诗句来。

东坡生于四川眉山，终老于吾邑藤花旧馆，是一个在官场上保持书生本色的人。他的胞弟苏辙在给东坡写的《墓志铭》，对东坡的为人评价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在中国的封建体制内，能在官场上保持书生本色，敢于忠言直谏者，似乎都“数困于世”，为时俗所不容。

中国的官僚体制，是近亲繁殖的精英淘汰制。在这体制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对派系外的人，即使是德才兼备，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非议甚多。正如唐代皇甫湜《制策》中所说的那样：“举于礼部，则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采。’选于吏部，则曰：‘声名者虚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则惧华而不实；敦质者，则惧朴而寡能。冠盖之族，则以为因依；微贱之人，则以为幽险。”盖天下之大，在这种“辩证法”面前，几无一人可用了。而派系内的利禄小人，平庸之辈往往得以提拔，委以重用。

苏东坡对时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依附任何派系。因此，新党把他列为旧党，旧党也把他划到新党，两头不讨好，并遭到李定等小人的迫害，以“乌台诗案”，身陷囹圄。李定因无耻地赞颂王安石的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被破格提拔而青云直上，东坡却因自己的一些诗文揭露了王安石改革时的一些流弊，差点“断送老头皮”。即使在“报国无成空白首”的苏东坡死后，还被以改革派自誉的大奸臣蔡京列入《元祐党藉碑》，“立于文德殿之东壁”，并“以之颁行天下”，称苏东坡等人为“奸党”，诗文作品遭到禁毁。

一般来说，大凡士子入仕途之前，往往有着以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为重的情怀，但是，一入官场就身不由已了。中国的官僚体制象一个无处不在的砂轮，只要你进入这个体制，你的豪情壮志，你的正直的棱角，都会给你磨得圆滑而世故，甚至把你的道德良心给磨灭。正如罗隐在《谗书·卷四·梅先生碑》中所说的那样：“彼公卿大臣有生杀喜乐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与妻子谋，苟不便其家，虽妾人婢子亦撄挽相制，而况亲戚乎？况骨肉乎？故虽有忧社稷之心，亦噤而不吐也。”要想在封建体制内保持独立的人格，要想敢于直谏，就必须象海瑞那样，先准备了棺材再说。

历史上的无耻小人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他们的阿谀奉承之词，能有一句成为历史的声音吗？只有那敢于抗争的有感而发，只有那为民请命的逆耳忠言，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声音。遗憾的是，这种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弱了。

用大草笔意写完了东坡诗句，思绪难平，意犹未尽。想起京城这位朋友的境遇，想起藤花旧馆将要被拆的“传言”，又想起宣和年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一旦查获，也要被“执送有司”的往事，更感惆怅和寂寞了。于是，又铺上宣纸，写上了后人在东坡集后写的诗句：“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