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自嘲》（鲁迅〈自嘲〉诗。鲁迅本大户人家的子弟，曾享受过太多人们的谀笑，后家庭遭变故而衰落，鲁迅也成了近乎乞食者的讨人厌。弱者所遭受的痛苦鲁迅都一一饱尝，他便很自然地觅到憎恶作为摆脱弱者痛苦的药方。但是，日复一日，所服憎恶越来越多，而效果却越来越不明显，鲁迅终于还是在悲苦中离开人世。）
   在魏晋人那里，他们由于感到身体病弱、无法坦然面对他人的冷眼而拼命地服用毒药。他们终于借着毒药的药力寻求到与他人对等的感觉，然而他们也因此负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鲁迅《魏晋文章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3集510页）他们的“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魏晋文章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3集508页）鲁迅当然不会像魏晋人那样服食“五石散”这样的毒药，他即使想服也服不起，他服的是一种精神毒药：憎恶。鲁迅在与人的接对中时时处于劣势。长期处于劣势使他的内心产生极大的痛苦，便本能地拣起憎恶，通过憎恶他寻求到优越的感觉。但憎恶也毕竟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毒药，鲁迅便被毒药折磨得奄奄一息。

鲁迅对自己与他人相对时的弱势地位有太多的敏感。
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鲁迅《致萧军·350824》）鲁迅的家原本不穷，“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王晓明《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2页）由于这样的出身，难怪鲁迅后来回忆童年时说，“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集第190页）这时的鲁迅在心理上是处于强势的，他理解世界也比较光明些。
但是鲁迅的祖父周介孚1893年因科场案被皇帝钦定为死囚，打入监牢。鲁迅家在绍兴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昔日人人唯恐招呼不到，笑意不浓，趋奉不勤而拂违了周家；如今则视周家若瘟疫，唯恐开扯不清，躲避不及而沾染上晦气，人人笑脸依旧，骨子里却分明冷得怕人。鲁迅当时已能谙人事，被世风的浇薄所打击，一下子从幻想的云端跌坠下来，痛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如此地孤立无援。他只有自己，甚至连舅父舅母都站到对面而变成一种精神的威压。那次宗族大会上，众长辈撕掉平日的伪善而企图侵夺本属于鲁迅家的土地和房产，更让鲁迅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多么弱小，而对手是多么强大。从那时起由于自感弱小而形成的精神痛苦便淹没了他。

在这种无边的痛苦袭击下，鲁迅本能地拾起“憎恶”，以“憎恶”来充实自己，在“憎恶”中鲁迅获得了对视他人的力量，也重新寻回了失去的心理优势。“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在对世人所下的断语中包含了鲁迅强烈的憎恶情感。其实，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世态人情的两种基本状态，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可是鲁迅在他的断语中，加入了对他人的憎恶，在这种憎恶的概括中，鲁迅导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使他站直了身子，与他人站成同一高度。
鲁迅的小说中同样流露出浓浓的“憎恶”之气。
“多憎而少爱，……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中……也很明显。”（周作人《知堂书话》）周作人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狂人日记》中，狂人环视周围，感觉非常恐怖，这种恐怖来自于“吃人”这一事实的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狂人日记》的叙述中，吃人被当作压倒一切的关系强烈地突显出来。这种对“吃人”关系的突显，十分清楚地显示了鲁迅对他人的憎恶。
当然，可以说，人身上不乏兽性。比如尔虞我诈，比如欺男霸女。但是，把兽性转换成吃人，用一个“吃饭”的吃来描绘吃人，就强化了“吃”者的漫不经心和随便，也暗示了“吃人”的广泛化。这样，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叙述者的一种鲜明的态度，一种对他人的极端的不信任和否定。
这种否定随着叙述的继续而益加强烈。吃人，由吃陌生人到吃熟人，由吃外人到吃家里人，由吃一般的家里人到吃女儿、吃妹妹。伴随着吃者与被吃者的血缘关系的递进，吃人变得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而叙述中所流露出的叙述者对世人的憎恶也强烈到极点。

可是《狂人日记》的最后，却笔锋一转，写出“救救孩子”四个字。这是鲁迅对自己内心深处“憎恶”的一种拼力的抵拒。
鲁迅因遭受世人的迫压而饱尝弱者的苦味。为了吐掉苦味，鲁迅祭起了憎的法宝。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爱和生的存在被放置在憎和杀之后，以憎来表现爱，以杀来求取生，爱得如何、生得怎样很难说，憎和杀则被确切地肯定下来了。但是“憎恶”毕竟是一件极端沉重的事，不停地憎恶，人则成了憎恶的容器，鲁迅在憎恶中感到作为自己肯定性的东西越来越难以把捉。他又憎恶这憎恶，他又用力地喊出“救救孩子”这一十分温情的呼声。
“救救孩子”是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时所表现出的内心充满对他人的憎恶但还有一点力气来控制自己的一点从容。
这点从容到了《孤独者》是变得很薄弱。
魏连殳惨痛地站在自己这一面，对面的他人则如同高入云端的天将，脚一动就会把他踩入泥土之中，魏连殳拼命的吸纳憎恶，憎恶越来越多地填充到他的身体里。
在《狂人日记》中，憎恶之气的渲染因为对孩子的信任而冲淡了许多。憎恶也因为对孩子的祈盼而产生意义。所谓能憎才能爱，因为有了爱，憎才能产生明确的意义。
但是在《孤独者》中，孩子死了！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天真……”这是魏连殳用憎恶这一剂毒药后还没有破坏掉的一点健全的心肌。但是它却因为房东孙子的糟蹋而腐烂光了。“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这是对魏连殳致命的一击。魏连殳的心脏因此而加速腐臭。
魏连殳选择了更激烈的形式来吸纳憎恶，他怀着恶意更肆纵地自我糟蹋。他把自己推到对面当中，对自己也加以憎恶，在这一新加的憎恶中寻求快慰。“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好”了，就是进入到对面当中，在对面当中分得一份对面的蛋糕。然后对对这走入对面的自己挥起憎恶。

魏连殳早早死去。鲁迅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鲁迅《两地书·二十四》，《鲁迅全集》第2集第107页。）鲁迅放魏连殳死去，倒是较关心他的吧。死了死了，死了倒好。
魏连殳的棺材里，“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鲁迅《孤独者》）这其实也正如魏连殳的憎恶。憎恶，是一柄刀剑，它否定着那些对面的东西，然而它又无法达至对面，因为它是纸糊的，它是一种想象性的否定。
但是，到了《铸剑》中，剑成了有形有色的真品。这可以说是憎恶到了极点，也可以说是出离憎恶了。
“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伸手下去，谨慎小心地撮开烂树，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他看清了剑靶，捏着，提了出来。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象一无所有。……‘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他的母亲说。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鲁迅《铸剑》）这段宝剑出土的描写美艳极了。鲁迅用寥寥几笔就写出了非凡的效果。它实际上写尽了一个“杀”字这是《铸剑》里面出现，而且最高亢刺耳的音符，这在《狂人日记》《孤独者》中是不曾有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这种极具杀气的词来概括世人的特征，表达内心深处的憎恶之气。这种憎恶的表达便与杀气划开了界限，甚至到了《孤独者》中，魏连殳憎恶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也仍只佩戴了一把纸糊的指挥刀。纸刀，充其量更戏剧化地渲染了憎恶，而不意味着真正的杀人，杀人，与憎恶迥然不同。但是，到了《铸剑》，鲁迅却聚精会神地从地下挖出一把千年宝剑，复活了一具千年古尸“黑衣人”，他“唱起了醉心醉意的杀人之歌：‘哈哈爱兮爱乎爱乎！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还让他上演了一幕杀人惨剧：“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

这是一次嗜血性的大放纵。虽然由于鲁迅作了艺术化的处理，杀人剧变得有点美仑美奂，但是联想到前面的《狂人日记》《孤独者》，不能不感到鲁迅情绪的巨大变化。这或许与《铸剑》写作前后鲁迅经历有关。鲁迅曾对别人说过：“他从没有见过象这样杀人的。”（鲁迅《书信》）可能是这一刺激，使鲁迅走入杀人的狂想之中。尽管鲁迅设计了杀父之仇为前因，似乎眉间尺、黑衣人的杀人便具备了更多的合法性。但是这并不能多少冲淡小说中对杀人快感的铺陈的奇怪。我以为，鲁迅由憎恶走到怀想杀人，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憎恶多少还有一些自信、从容在里面，而起意杀人则意味着一个人从容的完全消失。
当然，鲁迅让黑衣人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在取下国王的首级之后，又把宝剑架到自己的脖颈上。借此，鲁迅表达了想象杀人时的一种矛盾：杀人好象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但杀人毕竟是可憎恶的，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