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很适应东方女性的身材，有扬长避短的优越性。它在今天的标本化，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不明智退出。

　　他眼睁睁地看着秦代的纺织残片被风吹走

　　高春明致力于研究中国服饰已经有35年了，他一开始研究历代服饰，并直接参与过好几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有时即使没在现场，但发掘中发现纺织品的遗存，还是要请他过去鉴定。他参与过的重大鉴定包括长沙马王堆汉墓、江西星子宋元墓葬群等。此外他的研究还包括对有关档案的梳理分析，做了十几万张卡片。在二者的基础上，他撰写了20多本专著，最有影响的当数《中国历代服饰》，不仅出版了港台版，还有6种文字的译本，连外交部也买了一批送往驻外使领馆，供外国友人欣赏阅读。还有一本专著名气更响，那就是《锦绣文章》，这是他依据新中国考古发现成果，引入1200 张图片，从文化的层面对中国历代服饰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梳理工程。这部煌煌巨作不仅获得包括政府图书奖在内的好几个奖项，在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带去的一批礼物中，无疑也是最能吸引老外眼球的。

　　最近他正在着手做一套《中国服饰全集》，共有12本。“目前世界上研究服饰是一个学术热点。”高春明对记者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纺织品保存困难，实物很少，完整的更加罕见。有一次我参加新疆一个考古发掘，从秦代的墓葬中挖出一些纺织品，但刚出土，被风一吹，就灰飞烟灭了，非常可惜啊！所以，研究服饰这个工作有点抢救文明的味道。”

我们有国服吗？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服饰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从某种角度说，服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强调民族服装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就有所谓的“国服”。在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关于国服的争论也一直不断，迟迟未能定论。但在几年前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我们让唐装大大风光了一回。在代表国家的礼仪性场合，旗袍的风头也一时无二。

　　高春明与同事还走出研究所收集服饰实物，30多年来，他们收集的实物包括服装、刺绣、饰品、鞋子等。“当然，我们与一般古董商人的选择标准不一样，他们往往着眼于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我们主要看器物能否代表一个时代风貌，有无断代意义。”有一次，他闻讯赶到青海，去征集一块出土的五代服装残片，但跑到那里一看差点昏倒，那个商贩为防止残片散失，竟然将它们粘在封箱带上。殊不知这样一来就无法揭裱了，珍贵的文物就这样毁于无知和贪婪。

　　高春明在民间收藏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古董商人经常请他去掌眼，他也将此作为征集的好机会。有时跑到外地，刚住下，古董商人就会聚到宾馆周围，拿东西请他鉴定。只要他鉴定过的服饰，转眼就在原价位上加一个零出售，并注明“此物经高春明老师鉴定”。这样一来，他的征集成本和难度反而大大增加了。

　　“所以我是与古董商人赛跑啊。还有一个情况是，国外的收藏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的服饰，流失海外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出的价钱对古董商人而言更有吸引力嘛。”高春明说。不过即使如此，他与同事的成绩还是可喜的。现在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收藏的历代服饰有 300多种，旗袍有100多件。

下面是记者与他的对话。

　　旗袍借鉴了汉服？

　　记者：一百年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将“驱除鞑虏”作为唤起民众的口号，并付诸行动。清王朝倒台后，摆脱封建帝制桎梏的中国人却选择旗袍作为国服，这个问题所反映的国民心态你研究过吗？

　　高春明：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简单地说啊，旗袍最早确实是居住在关外的满族服装。它主要表现为上下连属，圆领，前后襟宽大，衣衩较长，袖子紧窄。而且男女都可穿着——只是妇女穿的“旗袍”在领子、前襟和袖口的地方都有绣花装饰。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主北京后，因满族人素有“旗人”之称，所以他们所穿的袍服就被称为“旗袍”。

　　按照清代法规，当时汉族女子可以不穿着旗装。但服饰习俗的变迁往往随着社会风尚的改变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满族统治的近300年中，满、汉妇女的着装在彼此的对视与互仿中悄然融合，在款式与风格上有了诸多相似之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满族人的旗袍也融进了汉服的元素？

　　高春明：是的。满族人对汉文化一向是钦佩的，也一直在学习。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都是模仿的。

　　清王朝覆灭后，旗人旗服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汉族妇女身上悄然出现，资料表明，早在1913年上海等地的街头，就已出现身着旗袍的汉族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