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纪最老练的保守派”  

      德鲁克评论说：“在两个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一个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为聪明。相反，熊彼特则平淡无奇，枯燥无味，但他有智慧。聪明可风光一时，智慧则可显耀千秋。”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作者施建生是熊彼特的亲传弟子，由他来写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确实是件非常合适的事情。因为他可能亲耳听过熊彼特关于伟大的言论———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常常告诉他的学生：“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三个心愿希望能够达成，那就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洲最伟大的骑士与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从熊彼特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为这三个希望的努力。熊彼特23岁博士毕业，26岁就成为奥地利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2年后又出版了成为经济学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移师美国后更是开创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熊彼特时代”；熊彼特做过奥地利财政部长，也算是权倾一时，颇有骑士风采；熊彼特还有着奇怪的爱情生活，第一次婚姻的对象是一位比他大12岁的英国女人，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婚外恋，而后他的感情又放在了一位比他小20岁的12岁女孩安妮的身上，结婚次年安妮去世后，熊彼特每天早上在安妮坟墓上放一支玫瑰，并坚持每天模仿安妮笔迹抄写她留下的日记，直至后来与另一位女经济学家伊丽莎白的结合。

　　最近先后去世的两位大师———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以及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熊彼特都曾赞赏有加。德鲁克曾预言，熊彼特如果不是在下一个30年或50年内，便将在本世纪末剩下的时间内，决定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框架。而加尔布雷斯评价熊彼特是“这个世纪最老练的保守派”。

　　两位大师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作为熊彼特在经济学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伟大之处，这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一书中也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也就更容易理解熊彼特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

　　对于经济学的思想框架，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应该分四个部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这种认识似乎更接近于经济学的古典时代的定义即所谓政治经济学，但熊彼特又坚决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不应冠以政治而牵扯到意识形态。熊彼特也并没有因为他对经济学框架理解的不同而不重视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他最早在哈佛大学鼓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并亲自讲授有关的课程，从而培养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里程碑人物萨缪尔森。熊彼特坚持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同时倡导经济学要和从集体入手的社会学保持合作，但又并不主张两者“合二为一”，认为“杂交”将使两门学问都枯萎。熊彼特评价静态的一般均衡之父瓦尔拉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但又不满足经济学的静态模型，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动态经济学理论，将企业家及其创新作为动态经济的动力，并将信用、利息、利润、经济周期完整地纳入这个逻辑。熊彼特给予企业家以最重要的地位，但又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己的成功使进步自动化，这就是使它自己成为无用的累赘”，最终企业家功能会趋于废弃。熊彼特对马克思极其钦佩，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动态的经济理论，但又认为他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不能成立。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一书将熊彼特对经济学的贡献归纳为三点：一是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二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探讨，三是对社会演化理论的阐释。熊彼特在“经济学性质”上的保守和在理论发展上的激进可以如此神奇地结合在一起，让人叹为观止。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与之同年出生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显得不以为然，他认为凯恩斯没有区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指责凯恩斯力求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复苏，却种下了最终灭亡的根源，构成了对凯恩斯最激烈的批判。虽然，这既不能阻止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和政策上大行其道，也不能阻拦他优秀的学生萨缪尔森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领袖。对于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个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全书结尾处引用了德鲁克的高妙评论：“在两个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一个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为聪明。相反，熊彼特则平淡无奇，枯燥无味，但他有智慧。聪明可风光一时，智慧则可显耀千秋。”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施建生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