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经济学家变成推销员的奇观。英国政府气候变化及发展问题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表示，除非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就会出现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他兜售的这一前景向世界发出了可怕的信息。

他表示，对气候变化置之不理的代价的确存在，并且是永久的：“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一切照旧，损失将相当于年消费额的5%至20%。”相比之下，消除多数风险的成本仅为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那是可以对付的；我们可以在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

似乎是为了加强推销力度，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补充道：“斯特恩的观点表明，强有力的早期行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将轻松超过任何成本……现在每投入1英镑，我们就能节省至少5英镑，而且可能还要多得多。”

尼古拉斯爵士长达600页的报告在世界许多地方激起了波澜。他的照片登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头版；他的报告成为香港电视新闻的头条，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注意，美国的博客（若非主流媒体的话）详细解读了这条简单信息：对全球变暖置之不理付出的代价，比采取行动还要高。

也有批评者

自然，这份报告也有其批评者，其中包括一些杰出的气候经济学家。汉堡大学(Hamburg University)教授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认为，该报告的结论是“庸人自忧”。同时，一些美国评论人士指责尼古拉斯爵士加入了环保主义狂人群体。尼古拉斯爵士将欣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狂人”，但仅限于他长期以来对温布尔登足球俱乐部(Wimbledon Football Club)的激情。该俱乐部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成长为1988年英国足总杯(FA Cup)冠军，从而赢得了“狂人”的绰号。但从其它任何角度来看，尼古拉斯爵士的过去和声望，都毫无疯狂的成份。

年过60的尼古拉斯爵士，是一位有才华的数学家，从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获得了一等学位。40年前，当他在彼得学院(Peterhouse College)学习时，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苏珊(Susan)。他积极参与剑桥大学联合国社团的活动，体现出他对全球事务的关心。他的才华得到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s)教授的赏识。詹姆斯教授后来获得了爵士勋位，并于1996年摘取了诺贝尔(Nobel)经济学桂冠。据他回忆，尼古拉斯爵士从数学到经济学的转变，是他所遇到过的最快的转变之一。詹姆斯爵士表示：“他（尼古拉斯爵士）很聪明，复杂的新概念对他并非难事。”他补充道：“他乐于从事一些关乎全世界的事情。”

每天喝绿茶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讯,尼古拉斯爵士的政治信念把他带进了发展经济学。他不是从远处研究一个国家，而是重视长期与穷人生活在一起，例如，在1974年，他曾深入印度北部村庄Palanpur，在那里生活了8个月。在中国期间，他培养起对绿茶的热情，目前仍然每天要喝上几杯。

随着事业的发展，尼古拉斯爵士树立了高效率管理的声誉，这在理论经济学家中并不多见。1994年，他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经济学家。在2000年的机构动荡中，他被世界银行(World Bank)视为可靠人选，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一位高级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者表示，当时，尼古拉斯爵士的前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搞得一团糟，造成了混乱。”

尼古拉斯爵士很快与时任世行总裁的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沃尔芬森非常聪明，但出名地难以相处，喜欢对下属大呼小叫。

鉴于这种将一流经济学带入难以打交道的官僚机构的成功经历，每个人都认为，尼古拉斯爵士2003年进入英国财政部(UK Treasury)，出任第二常务次长、政府经济学服务部门(Government Economics Service)和预算部门主管，将再次取得成功。他的任务是改善政府内部的经济状况，利用事实证据来制定政策，而非让经济学家们凭空想象既定政策的合理性。

与布朗谈不拢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讯,结果并不奏效。人们对其中的原因议论纷纷，但有一点很明显，尽管尼古拉斯爵士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但他始终未能打入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顾问圈子。布朗素有难以共事的名声。2004年和2005年，当有人提起尼古拉斯爵士时，财政部高官都会顾左右而言它，嘀咕道，他高高的职位并没有反映出他在布朗领导的财政部的影响力。

布莱尔挽救了尼古拉斯爵士的公务员生涯，任命他为非洲委员会(Commission of Africa)的政策及研究主管。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意义是该项目的自然延伸。但在推销评估结果时，他会发现，道路将变得更加艰难。他的评估结果为英国现行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持。1983年至1989年间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劳森爵士(Lord Lawson)对他大加奚落，认为他不过是“在执行主人的命令”。

无庸置疑，报告中选择的一些假设，提高了不作为的表面代价，同时降低了采取行动的成本。例如，知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专家、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教授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指出，到2050年，使全球经济摆脱对碳的依赖，成本将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告诉人们这一成本很低，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他们能够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非常错误的。”

成本和益处分布不均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讯,更糟糕的是，尼古拉斯爵士面临的是一场成功希望渺茫的推销行动，因为防止气候变化的成本和益处分布不均。成本对当今活着的人影响最大，而益处要到孙子的孙子辈才能感受到。富裕国家需要做出最大妥协，但它们却不是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国家。这都会增加可能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的惰性。

例如，要达成所需的全球协议，美国必须同意向中国支付巨额费用，使其摆脱对碳的依赖，而中国却在继续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美国竞争。

外界普遍将尼古拉斯爵士的产品誉为他本人的写照：一件说服了相当多怀疑论者的严肃作品。但要使它成为这个自私的世界想要购买的产品，将是一个更高得多的要求。